巩固党执政基础的社会管理路径选择

    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关系到党的执政地位是否稳固,关系到“中国梦”的目标能否实现。社会管理方法和机制选择是决定党和政府的社会管理能力和水平的重因素,是新时期巩固党的执政基础、构建和谐社会的重保障。为巩固和扩大党执政的社会基础,必须从体制、机制和意识三个方面建构一套良性互动、科学合理的社会管理方式。 
  关键词执政基础;社会管理;利益协调;服务型政府;善治 
  中图分类号D2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13)010-0033-04 
  社会管理是现代社会政党执政的重内容和基本方面,社会管理的优劣体现着执政者执政水平的高低和执政能力的强弱。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有利于维护社会秩序、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巩固党长期执政的社会基础。作为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如何正确协调不同社会群体的具体利益、有效整合社会利益关系、促进各种社会力量良性互动;如何建立健全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相适应的社会管理体制和机制、突破传统管理模式的制约瓶颈、变被动维稳为主动创稳,成为提高执政能力、巩固执政社会基础不能回避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 
  一、创新社会管理是巩固党的执政基础的关键 
  党的执政基础是包括阶级基础在内的党的群众基础。新的历史时期,伴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逐步深化,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进一步多样化,党的执政基础已经并将继续发生重大的变化,求我们党和政府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基础的高度来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实现国家、社会、个人三者之间的稳定、协调与和谐发展。 
  1.执政基础结构的多元化求创新社会管理体制。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都发生了深刻的变革,其中一个最主的变革就是党的执政基础的巨大变化,从改革开放前的“两阶级一阶层”即工人、农民两大阶级和知识分子阶层,到现在的社会结构和阶层的多元化。首先是随着国有企业改制转轨和非公有企业的发展,工人阶级的就业单位和职业身份具有很大的差异性,而且由于农民的独立性和流动性增强,进城发展的农民工也逐步纳入到产业工人的大军。同时,由于分配方式的多样化,工人阶级内部利益分化加剧,逐步出现不同的利益群体,他们的政治态度和价值取向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其次,在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大潮的推动下,很多农民已经改变了终身附着在土地上的传统生活方式,更多地从事二三产业和外出打工,他们逐步融入到城镇和现代化的城市生活,只是没有得到正式的城镇户口。同时,农民的思想观念也逐步多元化,那种落后的、因循守旧的、对政治事务极少关注的传统思想观念被打破,越来越多农民的科学创新意识、政治参与意识和民主法治观念都在不断增强。再次,新社会阶层的出现扩大了党执政的群众基础。新社会阶层是改革开放的产物,是市场主体多元化的产物,他们是新生产力的代表之一,为社会进步、经济发展都做出了很大的贡献。这一新生阶层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化在不断地发展和壮大,相应地政治诉求和利益诉求也在不断增强。因此,能否根据社会结构的发展变化而创新社会管理体制,使不同利益群体或阶层都成为党的执政基础,是对党的执政能力的重考验。 
  2.社会各阶层利益诉求的多元化求创新社会利益协调机制。在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的过程中,经济和社会制度变迁不仅使社会结构产生了巨大的变化,同时也使计划经济时期的整体化和均等性的利益结构开始松动,社会利益结构也随之高度分化、重组,新的利益群体和阶层逐步形成,利益差距逐步拉大,利益诉求逐渐多元化。这种利益的高度分化必然引发新的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这就求我们建立起一种能够维护和保持社会各阶层及各种力量之间的协调、稳定、平衡的利益协调机制,使各阶层的利益能够得到有效维护,从而为社会正常运转提供源源不断的正能量。但是,相对于经济改革的深入展开,我们的社会变革显得滞后。特别是针对多元社会的利益协调和诉求机制的严重缺位,导致我国社会出现了比较严重的社会矛盾,尤其是一些享受改革成果很少的弱势群体,因为没有顺畅的利益诉求机制,没有自己的利益集团代言人,因此在利益被侵犯时往往束手无策。长此以往,这些社会问题就会在这一群体心中沉淀起“仇富”、“厌世”、“恨世”等消极思想,进而对执政党产生离心倾向,激进一点的,可能会采取极端手段来寻求利益表达,形成社会的动乱源。目前,我国体制内的利益协调机制和利益诉求机制与社会利益高度分化的现状不相适应,因此,创新社会管理,统筹协调各方面利益关系,妥善处理社会矛盾,适应我国社会结构和利益格局的发展变化,形成科学的利益协调机制、诉求表达机制、矛盾处理机制和权益保障机制是党和政府在新的历史时期必须解决的重课题。党和政府只有不断创新社会管理,构建起一个畅通、有效的利益协调和诉求机制,党才能进一步整合社会各种力量,维持社会和谐稳定,巩固自己的执政基础。 
  3.多元化主体社会求创新社会管理理念。美国社会学家罗伯特·派克认为,任何制度形成时没有不是带着价值色彩的。这个带有价值色彩的东西在维系着制度的运行,不管人们是否认识到这点。“这个价值色彩的东西”就是理念,正确的社会管理理念是社会管理体制建立和运行的内在基础,多元化主体社会求进一步创新社会管理理念。多元化主体社会包含两层含义一是党的执政基础结构的多元化。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化,党的执政基础结构的多元化将会进一步加深,不同社会阶层的利益分化和利益诉求也将不断增强,各种社会矛盾的存在和激化也将是必然的,这就求党和政府不断创新社会管理理念,树立不断化解矛盾而非消灭矛盾的治理理念,学会运用群众路线的方式、民主的方式、服务的方式,尽可能通过平等的对话、沟通、协商、协调等办法,来解决社会问题,化解社会矛盾。二是社会管理主体的多元化。改革开放的深化必然带来国家和社会的不断分离,相对独立于国家和企业的社会生活领域逐步形成,利益分化和多样化导致的社会矛盾冲突靠传统的一元治理格局根本没法很好地解决。因此,为了更好地维护社会秩序,在社会管理理念上必须树立“多元治理理念”。在“多元治理理念”下,政府不再是社会的唯一管理者,它必须依靠市场机制、众多非政府组织、广大民众来共同管理社会公共事务,也只有这样,党和政府才不会处于矛盾冲突的焦点,有可能达到整个社会稳定而有序的运行状态,进一步巩固自己的执政基础。
  二、当前社会管理中影响党的执政基础的主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由经济体制转轨所带来的执政基础、社会结构、利益格局、思想观念的深刻变化,求我们创新社会管理以迎接新的挑战和解决新的问题。但由于我国现行社会管理模式是在传统的高度一元化的社会管理基础上形成的,还未能做到与时俱进,从传统的治理理念、社会管理体制、机制和治理手段中转变过来,因而很难适应多元主体社会的新需求,严重影响了党执政的社会基础的巩固。 
  1. 社会管理体制不科学。伴随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化和现代化进程的加快,社会管理的范畴、内容、对象和外部环境正发生着重大而深刻的变化,传统的社会管理模式与市场化、多元化、网络化、动态化的社会环境之间不适应的矛盾和问题逐渐凸显出来,亟须我们提高社会管理水平。传统社会管理体制已经很难适应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对党执政的社会基础带来的挑战。一是社会管理制度设计有缺陷,无法很好地保障各个社会阶层人们的权益,导致体制外“政治抗争”频发。以单位管理为基础的传统管理体制,通过“单位”对社会成员进行管理,这种制度设计使无组织化利益群体缺乏利益表达机制,“不能有效保证弱势群体通过制度化的政治参与过程来表达自己的个人利益和共同利益”,1从而导致体制外的“政治抗争”频现,消解了党执政的社会基础的巩固。二是社会管理制度的不完善影响社会的有效整合,难以调动全社会和全体人民的积极性,严重削弱了党执政的群众基础。随着社会的进一步转型,社会的异质性增加,新型经济组织和民间组织激增,社会阶层不断分化,出现了不同的利益群体,产生了多元化的利益诉求,需建立起适应社会发展的多元化的社会整合机制。但是,当前社会组织管理体制、社会保障体制等的不完善,很难对过度分化的社会进行有效整合,因此无法避免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的发生,从而影响了社会的良性运行与协调发展和稳定。三是政府职能的缺位和越位激化了社会的矛盾和冲突,消解了我党的执政能力。创新社会管理的一个核心问题就是解决政府越位、错位和缺位问题。社会管理体制的完善,重在合理划分权责范围,明确政府职能,解决政府职能缺位、错位等问题。政府的缺位导致公共服务供求失衡,失却社会的公平,激化社会矛盾和冲突;政府的越位导致原本是非政府机构与群众的矛盾冲突,演变为政府与民众的冲突。由于我国政府职能转变的步伐仍然滞后,重视经济、忽略社会管理与公共服务职能的观念依然存在。这种由于公共服务体制障碍导致的政府职能的缺位和越位成为制约政府提高执政能力、巩固执政基础的主因素。 
  2.社会管理机制不健全。在社会管理机制上,利益均衡机制的缺失是导致党执政的社会基础削弱的深层原因。从表面看,市场经济导致了贫富悬殊,但从深层看,则是不同群体在表达和追求自己利益的能力上的严重失衡,特别是在维护群众利益、协调利益关系,群众利益诉求表达的矛盾纠纷调处的机制上有很多缺陷。当前诸如就业问题、教育问题、收入分配问题、住房问题、社会保障问题、医疗卫生问题等民生问题越来越成为社会矛盾的重诱因,对社会稳定构成了严峻挑战。传统社会管理思维的最大误区之一,是将民众的利益表达与社会稳定对立起来,将公民正当的利益诉求与表达视为不稳定因素,一味以稳定为名压制合法的利益表达方式,从而积聚了矛盾,扩大了冲突,其结果是,越维稳越不稳,走上了维稳悖论的怪圈。当前我国社会矛盾触点多,燃点低,处理难。如果不能通过科学化的社会管理使大量的社会矛盾得到及时有效的解决,使广大人民群众的权益得以保障,从而调动全社会和全体人民的积极性,必将严重削弱我党执政的群众基础。 
  3.社会管理治理理念陈旧。“一元主体”和“泛政治化”的社会管理思维路径依赖严重制约了党执政新思维的实现。改革开放前,在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和计划经济体制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是“国家—单位—个人”的一元化社会管理格局,其管理理念实际上把执政党和政府作为社会管理的唯一主体,国家无所不能,社会一体化,个人只能被动地服从。这种管理理念到现在仍然钳制着党和政府的治理思想,习惯于大包大揽和强制命令,凡事政府说了算,导致社会矛盾激化。泛政治化思维,也即所谓的政治挂帅思维模式。行政中的泛政治化思维指的是行政人员在行政活动中,不是从当时当地的实际出发,而是泛化地想当然地从所谓的政治意义出发,夸大政治对社会生活的普遍和终极意义。当前在责任实现机制方面的“一元主体”思想和“泛政治化”治理模式,带来的一个主负面影响就是行政行为的暴力化。比如社会维稳,“零指标”和“一票否决”的维稳模式成为套在基层政府头上的紧箍咒。这样的维稳方式,给基层干部带来了巨大的工作压力,为了实现指标,地方政府不得不扩大编制增设“维稳办”、“综治办”等机构,特别是遇到“敏感时期”或者“敏感事件”,就大规模动员各个部门齐上阵“力保辖区平安”。这种维稳行为方式,“不仅严重增加成本,而且会破坏全社会的是非观、公正观等价值理念,在道德正义上削弱了政府形象,非但不能促进社会公平,反而加速了社会基础秩序和社会价值体系的失范”。2 
  4.社会管理模式滞后。当前影响党执政的社会基础巩固的原因,除了市场经济体制确立后现实社会矛盾与冲突增加的客观原因外,一个重的原因就是现有社会管理模式不能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形势新求,不能为党巩固社会基础提供减压所需的制度空间。首先,重管制轻服务的社会管理模式是引起社会矛盾和冲突的关键。在社会管理中,许多政府官员仍然习惯于以服从命令为主特征的全能控制型的政府管理模式,对出现的社会矛盾只是一味地堵截、压制,不能与时俱进地用官民协商对话、平等沟通等民主政治手段来吸纳群众诉求、化解社会矛盾,其结果是加剧官民矛盾,引起更大的社会冲突和抗争。其次,一元治理模式固化导致多元治理格局弱化,使党巩固执政基础的实现失却平台。在计划经济时期,为了建立起稳定的社会秩序,我国采取了“强政府、弱社会”的社会治理模式,采取一元的整合方式进行社会管理。这种社会管理方式注重同质化和单一化,对于恢复经济、稳定社会秩序起到了非常重的作用。但是,当前随着全球化和社会转型分化的加剧,产生了不同的利益主体和多元的利益诉求,这种同质化和单一化的社会管理格局已经很难达到对社会的有效控制。尽管早在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上已经向各级党和政府明确提出了“建立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的求,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也作了进一步的强调,但是,由于多元治理格局的弱化,限制了其他社会组织在社会管理中的协同作用的发挥,从而加剧了党和政府与民众的矛盾和冲突,使党和政府失却了冲突的缓冲带。
  三、巩固党的执政基础的社会管理路径选择 
  一个政党能否巩固自己的执政地位,一个非常关键的方面就在于能否最大限度地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普遍拥护和支持。社会管理的价值取向是公共利益最大化,它的根本目的是维护社会秩序、促进社会和谐、不断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不断巩固党执政的社会基础和群众基础。 
  1.健全和创新社会管理体制,为巩固党执政的社会基础提供制度保障。为了应对在社会发展过程中社会分化带来的副作用,需对社会整合机制进行创新,建立起合理、科学、有效的收入分配机制、社会利益表达机制、社会回应机制、社会价值整合机制和社会保障机制。首先,顺畅利益表达机制,以制度化规范化为主导,为社会各阶层表达利益诉求提供制度上保障。一方面推进党内民主,以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加强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同人民群众的联系,进一步拓宽体制内利益表达渠道,顺畅民意表达的通道;另一方面关注弱势群体,通过建立合法的弱势群体利益表达组织,保障弱势群体的利益表达诉求。其次,健全利益妥协机制。利益妥协机制是引导多元利益主体互利共赢和谐共存、化解社会矛盾和冲突的政治策略和理性选择。“政治不能否认差异的存在。若没有分歧与利益冲突,我们就不需政治。但是,政治的整个重点便是寻找妥协的空间,创造共同利益,创造能够和平协调差异与冲突的统治体制。”3在社会转型时期,积极倡导妥协思维,培育公民理性的妥协意识,加强民主协商,实现互赢共生的包容性发展模式,巩固党执政的社会基础,促进社会的健康稳定发展。 
  2.建立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利益均衡机制,实现社会的良性博弈。马克思曾经指出“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4所有的改革,都是利益的重新分配。我国30多年的改革取得的成就举世瞩目,但也积累下一些严重的社会问题。其中一个最大失误就是未能实现各方的利益均衡,在某些领域形成了既得利益集团,而广大被边缘化的弱势群体的利益却受到严重损害,在整个社会利益的博弈中处于劣势。一般来说,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利益均衡机制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市场,一个是再分配。如何在市场内部形成利益均衡的机制,这是实现社会良性博弈的关键所在。因此,创新社会管理,均衡利益机制必须兼顾不同社会阶层和利益群体的多元利益诉求,统筹协调各种利益关系,调整利益格局,有效化解各种社会矛盾,从根本上减少社会冲突保持社会的稳定有序。首先,在初次分配中注重公平以遏制贫富差距的进一步扩大;其次,进一步完善税收制度,调节收入分配;再次,逐步建立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福利、慈善事业相衔接的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保障低收入群体的基本生活需求。只有通过这些措施,才能合理调整不同阶层的利益结构,保证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保持社会的稳定与和谐发展。 
  3.进一步推进和完善服务型政府建设,实现治理理念的创新。社会管理归根结底是对人的服务和管理。习近平指出进一步创新工作理念、方式方法和体制机制,把社会管理寓于为群众服务之中,在服务中实施管理、在管理中体现服务,不断提高社会管理和群众工作的针对性和有效性。“把社会管理寓于为群众服务之中”的求,传达了新一代领导集体逐渐转变管控思想、不断增强服务意识的治理理念。实现这一理念,就必须“建设服务型政府,强化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这种政府治理模式是“以社会公共利益为目标追求,以社会公众为本位,以管理就是服务为理念,以人文关怀、民主、透明、责任、法治等价值为基础,在社会公众的参与和监督下,以有效解决社会公共问题,提供公平、优质、廉洁、高效的公共产品为标志的政府形态”。5服务型政府的理念求政府摒弃那种视社会、企业、公民为单纯的被管理对象的统治观,而应将其视为服务对象,转变职能和管理方式,积极回应公众需。因此,政府深入研究社会治理的规律,整合社会治理资源,加强社会治理制度的建设和创新,完善社会治理模式和社会政策法规,依法管理和规范社会组织、社会事务、公共服务等,建立健全社会治理的制度体系,为社会的发展提供一个安定、有序、和谐的环境。 
  4.以善治为目标取向进行政府治理创新,建设官民共治的多元治理格局。“善治就是使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社会管理过程。”6它的本质特征是在最大限度地增进公共利益的前提下,建立政府公共组织与公民社会之间的合作关系,是国家的权力向公民社会的适度回归,是还政于民的过程。以善治为目标的多元治理格局,有利于整合社会管理资源,形成社会管理合力,促进公共利益最大化。善治作为一种分析框架,在于强调政府与社会的合作,通过二者的良性互动,共同推动公共利益的实现。实现善治的两个基本前提是管理主体的多元化和合作共管。党的十七大报告深化了党创新社会管理、巩固执政基础的基本思路,强调“建立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2011年2月19日至23日,胡锦涛在省部级主领导干部社会管理及其创新专题研讨班上进一步阐述了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重性和紧迫性,强调牢牢把握最大限度激发社会活力、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减少不和谐因素的总求,提出新形势下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做好群众工作的总体思路和重点任务;同年3月,“标本兼治,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作为独立成篇写入“十二五”规划纲;党的十八大报告则更进一步提出“加快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管理体制”。纵观党对社会管理创新的深化认识轨迹,鲜明地体现了善治的基本取向。因为,建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管理体制,必须建设官民共治的多元治理格局,确立“政府权力有限”、“政府能力有限”和“政府资源有限”的观念,改革由政府垄断一切公共事务的传统行政模式,建立政府与社会之间的合作型管理模式;改革政府传统的自上而下的权力运作方式,建立政府与社会之间双向互动的网络型运作模式;改革政府传统行政中忽视社会权利,依靠法规推动政府行政的模式。通过改革和创新社会管理模式,形成既发挥政府主导作用,又鼓励和支持社会各方更加积极、有效地参与社会管理,发挥多元主体的作用,尽快从传统管理转向顺应时代发展求的“官民共治的治理格局”。 
  参考文献 
  1俞可平.中国治理变迁30年M.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68. 
  2清华课题组.以利益表达制度化实现长治久安J.领导者,2010,(33). 
  3齐斯·佛客.公民身份M.台北巨流图书公司,2003142.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人民出版社,196882. 5北京行政学院公共管理教研室,北京市领导科学学会编.服务型政府公共管理论评M.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4 . 
  6俞可平.治理与善治 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8-9.